文 | 张海粟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
最初了解邹碧华法官是通过其著作《要件审判九步法》，作为诉讼法学老师强推书目，确实受益匪浅。一直以来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都存在着实然与应然的鸿沟，一位在司法第一线工作多年的法官能在百忙之著书立作，显得尤为珍贵。当年在拜读过该书之后，一直还想着有机会见到邹法官的时候一定要讨一个签名，没想到不久之后就得到了邹法官病逝的噩耗，当年也震动了整个法律圈，无数人为之扼腕叹息。
不久前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电影《邹碧华》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不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且还有众多司法界领导出席，规格之高可以说前所未有。演员阵容也是非常强大，都是实力派演员。
由于之前的情怀我对这部电影十分的期待，就又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看看能否找到具体的上映日期，然而遗憾却是并没有，只有一条新闻中提到可能献礼国庆档。
然而对于献礼国庆档我是很担忧的，我浏览了一下国庆档的上映清单，在9月29、30这两天就会集中的上映七部电影，而且每部都来势汹汹，前期都做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从影院自身的商业利益来讲，邹法官的传记电影假如在国庆这个档期上映，一天只排一场的可能性非常大，与此同时必然是一个惨淡的票房。抛开残酷的国庆档不讲，以当下中国电影行业的澎湃发展，即使是平时竞争也是异常激励，每周都会有两部以上优质电影伴随一些商业小片上映，影院方面都是一旦单日票房不好的电影，马上就减少拍片，以至于有些电影上映了都毫无存在感。就像前几天上映了一部刘德华主演的电影，等我想买票的时候发现只有下午一点的一场，黄金时段都让给了其他电影，最后也未在影院看到这部电影。由此如果《邹碧华》这部传记电影进入院线，我真的还忧心到时候的上映情况。
这时候有人会说，这样的一部电影怎么能用商业电影的标准进行衡量那？
那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邹法官的事迹拍成一部电影？自当年邹法官不幸病逝以来，检法系统已经组织了大量的学习邹法官事迹的活动，如果是为了再以影像资料的形式介绍的话，那拍一部纪录片的形式应该足够了，更加客观真实，制作成本也远远低于一部院线电影。既然已经投资并邀请众多优秀演员加盟，那势必是想以这部电影的形式将邹法官的事迹让法律圈以外的社会公众了解，但我现在的忧虑是会不会最后这部影片成为了公检法系统的孤芳自赏。
这也是笔者最近总是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拍出一部有广泛影响力的法治电影，法治电影的最终目的还是推进法律内容与制度的进步。
那到底应该是出于一个什么基调那？是正能量、伟光正，还是刺骨的真实。
回顾一下可借鉴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如《辩护人》、《熔炉》、《民事诉讼》、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甚至刚一看完会有一种对于法律无力的挫败感，然后正是这种挫败感才能激励人们把法律变得更完善，期望法律的进步。以《熔炉》这部电影为例，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以207票通过，1票弃权通过压倒性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炉法案”。要点：性侵女身障者、不满13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废除公诉期。加害者如任职于社会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可加重处罚，新法于2012年7月实施。
一部电影能带来这样积极的社会影响，难道不就是法制电影的最高境界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正是我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能够给观众带来足够的忧患意识是更难能可贵的，而不是以一种天下祥和歌舞升平来让观众幻想安乐。
近几年平反的一系列冤家错案，无一不是改变了一群人的人生轨迹，从被错判入狱，甚至失去生命，这些背后的故事不是值得人民和社会认真反思的问题吗？然而最接近这种类型的电影《盲井》却未能取得在大陆地区公开上映的许可。等到之后爆出大量的“盲井型”案件，既杀人伪造矿难敲诈钱财的恶性案件。人们才感悟出一句话：“真实的事件比电影情节更可怕”。
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惊闻了湖南的邱兴隆律师病逝的消息，震惊之余不由得想到，可以为法官拍一部电影，为什么不可以为律师拍一部电影？邱律师少年学成，师出名门，到之后的锒铛入狱，之后又重走学术之路成为杰出青年法学家，从事律师职业成为“三湘刑辩第一人”，经历本身就可以视为法律界的一代传奇，可能也会很受欢迎。
写这些丝毫没有位于《邹碧华》这部电影的诋毁之意，相反作为我个人是特别想买好门票走进影院去做出自己的一份支持，正是因为抱有这种想法，我才希望电影能够拍得更符合广大受众的口味，即使在今天好莱坞大片不断入侵、国产电影自强崛起的电影市场也能真正的占据一部分市场，真正的能吸引社会公众来观看这部电影了解邹法官的事迹。
同时也提出另一个思考，弘扬正能量是一种手法，那揭露现实就不能是另一种有效的存在吗？这种题材似乎成了我国影视业的禁区，根本无人触及。作为我个人特别期待中国能拍出一部引起社会反思的法治电影，因为只有在反思中人们才能不满足，才能去努力的追求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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