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始终致力于天下一统，为此他于979年北伐，企图收复被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地区，结果宋军在高粱河一战惨败，此后宋辽边境战火四起，交战不断。宋辽交锋过程中，虽然有杨业的雁门关大捷，但宋军始终处于不利。如歧沟关之战，十万宋军所剩无几；君子馆之战，宋将刘廷让所部“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
难道真是宋军太弱，辽军太强吗？真相恐怕未必如此。979年9月，宋军在满城力挫辽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说起满城之战胜利的原因十分滑稽，是因为宋军主将抗旨不遵，临战改变策略，采取的一次辉煌战绩。
满城之战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979年9月，辽景宗耶律贤果命韩匡嗣、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率领兵数万南下，企图进攻宋朝北部重镇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以报宋军围攻幽州（今北京市）之仇。宋太宗兵败之时，早就料到辽军可能报复，于是任命一批将领率军戍边。
9月30日，辽军抵达满城西部集结。宋将刘廷翰率部列阵于徐河（今河北满城北），崔彦进率所部自关南北上黑芦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北转向西进，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潜师辽军侧后，对辽军形成夹击之势。没过多久，宋将李汉琼、崔翰也领兵抵徐河，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宋军这边的主将是刘廷翰，他按照宋太宗钦赐的“平戎万全阵”，布成八个阵，准备与辽军决战。此时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瞭望，发现“东西亘野，不见其际”，而宋军的阵形之间相距百步，阵型松散，“士众疑惧，略无斗志”。
赵延进向诸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抗旨改阵，“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反圣旨那可是大罪，诸将狐疑不定。宋太宗的安排也十分有趣，他其实没有给诸军安排一位名望相当的主将，虽然名义上刘廷翰是主将，但他的军衔只是个观察使，而李汉琼、崔翰都是节度使，高于刘廷翰。因此无人敢承担临战改阵的责任。
最后监军李继隆看不下去了，他对诸将说道：“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李继隆是何许人也？虽然他也出身将门，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妹妹是宋太宗的皇后。诸将见皇帝的大舅子都说话，这才下定心意，改为八阵为二阵，前后相副。同事宋军还用了点小计谋，宋遣使赴辽营诈降，以换取改阵时间。
辽军也并非无能人，大将耶律休哥识破宋军企图，劝主将韩匡嗣不可轻信。但韩匡嗣不听，结果遭宋军突袭。韩匡嗣仓促应战，辽军大败，只得引兵向西溃逃，又遭崔彦进伏击，死伤甚众。史书记载，此战宋军“斩首万馀级，获马千馀匹，生擒其将三人，俘老幼三万户及兵器军帐甚众”，取得了满城之战的胜利。
从满城之战不难看出，宋朝在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的一方面原因。在宋太祖时期，平定各方割据势力时，他从未授予什么阵图、方略，对用兵过程从不遥控指挥。而宋太宗由于的自身即位的原因，所以对武将格外提防，每次作战都用监军牵制主帅、使用阵图控制将帅，还派出走马承受公事随时汇报军情，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众所周知，战场上的形势千变万化，战争更是讲究随机应变。
对于这样的结果，宋太宗不可能不知道，但他确有一套自己的道理，他常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需谨此。”相比较于外忧来讲，他更担心“内患”，也正是基于此，武将才被阵图所束缚。
正所谓天算不如人算，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汴梁，宣告北宋王朝灭亡，北宋最终没有亡于“内患”，而是毁于外忧，这恐怕是宋太宗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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