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胡丹：《大明那些九千岁（1）：大太监是怎样炼成的》（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一卷《谁是明代第一个“大太监”》
就在朝廷离间计失败的第二年六月（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亲率大军，向南实施“蛙跳式”突击，劲击千里，骤然兵临长江之北，南望便是帝都南京。
朱棣此举实冒了极大的风险，他率领一支人数并不太多的劲旅，离巢南下，背后一路硬钉子未拔，如兵部尚书铁铉（本任山东布政使，因多次击败燕军而升授尚书衔）固守的山东会城济南、驸马都尉梅殷坚守的淮上重镇淮安，他这么做完全是孤掷一注，狼行而不顾后。
（朱棣这次冒险，如果失败了，一定会被马后炮砖家称之为“军事冒险主义”）
精于谋略、意志坚强的燕王并非忍耐不住三年战争的煎熬，决心拿命一搏，鱼死网破；或者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盲目制定饮马长江的狂妄计划。他做出这样的决策，基于两个重要的理由。
首先，是“朝廷空虚”的情报。
燕军情报来源非常广泛，除了大批探子像流星一样在南北穿梭，搜集各地粮米供应、军事调动、天灾地变等信息，俘获的官军、州县官员也是重要的情报来源；还有一些更具战略价值的情报，从朝廷内部泄露出来，主要来自两类人：燕王的同情者和政治投机客。
同情燕王的，以一部分宗室成员以及勋贵戚臣为代表，他们因为利益关系牵涉很深，对建文帝的削藩之策持有极大的保留或反对意见，几乎从燕王竖起“靖难”大旗的那一刻起，这个与朝廷最亲的亲贵集团，即已发生分裂。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大明的头号功臣兼皇亲魏国公徐家。
徐达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其长女便是燕王妃。然而徐达的嫡长子，即第二代魏国公徐辉祖，却是建文帝的忠实拥护者，他甚至不避嫌疑，直接领兵与其姐夫燕王大军作战；可是他的弟弟都督徐增寿，则倾心于燕王，当初建文帝对是否向北用兵举棋不定，是徐增寿向建文帝力保燕王不反，使朝廷低估了北平对削藩的可能反应。
长安道上从来不乏终南捷径上下来的投机客。这些人除了操兵而执两端的勋戚贵臣，再有就是一些较有权势的宦官。
从洪武初年以来，在太祖朱元璋的一手操持下，大明王朝建立起庞大的宦官之厦。得到皇帝特殊信任的阉人，不仅全面掌握皇城内的各项事务，还充当皇帝的耳目和使者，直接干预京城千里之外的地方政务，乃至于军事。
建文帝即位后，继承了太祖留下的政治遗产，其中就包括对内府“二十四衙门”的全盘接收以及对宦官的广泛任使。由于建文初年政治动荡，建文帝对阉宦的寄信还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建文元年八月，奉朝命来到北平，入燕王府逮捕王府护卫官属的，就是朝廷内官。他们连同北平三司主官，一齐被燕王全歼，成为朝廷征燕战争的第一批殉难者。
当靖难兵兴时，几乎所有北方重镇，即便是亲王辖区，也都派有内官监军，或有作为钦使的内官来往于军前与南京之间。作为皇帝本人代表的各类钦差太监，承担着监视藩镇、传递朝廷使命的重大责任。
（明皇陵宦官石刻。在神道石刻中，他们处于与陵寝最近的位置）
建文帝任用宦官，甚至成为叛王的口实，燕王在造反的宣言书中就指责朝廷“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建文帝“倚信阉竖，与决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陵辱衣冠，虐害良善，御史皆被捶挞”。这并非尽为燕王的诬词。
随着讨燕战争日趋颓势，朝廷布设在北方的内官纷纷逃回。
我们可以举出具体的人名，例如辽东就有一个叫赵琮的内官，此人是永平府滦州人，洪武中选入内府，因为“小心慎密”，得到长随的官职。他被派到辽东，曾随总兵官都督刘真，参加过对他家乡永平的进攻，失败后乘船从海上逃回南京，复入内府供职（见《明故神宫监太监赵公（琮）墓志铭》）。
朝廷所控制的一些重要的大城深堡里，也有内官作为朝廷的使者，监视地方守臣作战，甚至直接参与到军事行动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忠于朝廷，如在山东的内官胡伯颜，同铁铉一道坚持抗燕，即便在燕王进京称帝之后，他仍然在兖州等地展开游击战，阻截南北来往的使者，后为朱棣所擒杀——不要说，太监一定都是“奸”的！
建文三年正月，燕军在真定击败马步官军三万余人，俘获监军内官长寿。随着燕军在广大范围内攻城略地，俘获了大批“监军内侍”和“守城内官”。第二年四月，朱棣亲率大军向南展开长途奔袭，攻破了朝廷深沟高垒、极力固守的灵璧城（今安徽灵璧），所俘内官竟达四名之多！
朝廷征燕之战，颓势难挽，燕军愈战愈近，这使得众多的出使宦官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特别是其中一些肆意妄为、具有劣行的宦官，被认为要对战败承担责任，从而掀起明朝建国以来第一次反阉的高潮。
建文帝迫于无奈，在建文三年十二月下诏，命“内官出使放纵”者，许地方有司械送到京处置。建文帝是被迫这么做的，然而这件事却被普遍视作建文帝“严驭”阉宦的主要证据，其实是本末倒置。
宦官出使暴横，由来已久。洪武中，一位姓鲁的宦官出差回京，经过江西弋阳县，他不知哪根筋抽了，忽然纵马于田，任意糟践庄稼。佃户不知他的身份，拿起锄镐，打伤了马腿。这个姓鲁的是个大奸之徒，他挨了打，并不发作，问明田主是富户周氏，就派人把所乘之马受伤的事告诉他，问他怎么办。周富户一听打了宦官，知道惹了大祸，只好花钱消灾，不仅赔了一匹马，更奉送了许多银钱。不料鲁阉饱掠而归后，还是把佃户击马的事，添油加醋地奏报了。朱元璋大怒，不分青红皂白，竟将周富户一家谪戍贵州铜鼓卫。
显然，没主子撑腰，阉人是没有那么大胆气，敢如此胡作非为的。
阉人是骄纵惯了的。如今危如累卵的朝廷居然下诏地方官员，但遇内官奉使暴横、虐害士民者，即许擒缚送京问罪。这不等于太岁爷头上动土么！宦官们虽一时“夺气”，但不满之心遂生。俗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许多人开始“密谋推戴”挟战胜之威而来的燕王。于是有宦官密言于燕王，约为内应，请燕军直捣南京，天下可定。这是朱棣在建文四年突然不顾一切地向南冲击的重要原因，他执行的是捣巢战略，必在一击中的。
其实，经过多年的消耗战，“朝廷空虚”的状况并不待宦官泄露而后朱棣始知之；况且，朝廷不尽然为空虚，此时南京还有二十万的部队呢！《明史》等书那么说，过分夸大了宦官的作用。事实上，真正导致建文朝廷倾覆，不是宦官“密谋推戴”，而是掌握军权的勋戚将领的背叛。
朱棣虽然长期盘踞北方，但他不可能不知道，燕军所长者，在骑射与野战，一旦军锋进抵长江，这道天堑他将如何克服？总不成插了翅膀飞过去！自古北朝灭南朝的典故甚多，诗云“一片降幡出石头”，前一句是什么？“王濬楼船下益州”也！简单说，就是必须掌握长江的“制江权”。
对此，朱棣心中有底。他之所以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是因为他与负责江防，相当于朝廷水军司令的都督佥事陈瑄取得秘密联络，陈瑄答应，只要燕军铁骑一出现在长江江滩上，他立刻率所部水师反水，载运大军过江。
在朝廷危难之际，越来越多的投机客开始将注转投燕王一方。陈瑄这一注下得妙，他后来得到世袭平江伯的回报。卖一主，得二百年的富贵，这买卖划算不划算？
朱棣放眼南望，从北平直铺向帝都南京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所以他抓住时机，在大雁北飞的季节，率领全部精锐，倾巢而出，凶猛地向南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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