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位于北京大峪山东麓，明十三陵之一，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及其妻妾——孝端显皇后、孝靖太后的合葬陵。该陵墓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定陵成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为何选中定陵作为第一个考古对象，又是什么原因令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悲剧？
十三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园，陵园内全部仿造皇宫建造，到明朝灭亡时，整个陵区的总面积已超过一百二十平方公里，这比当时明朝的都城——北京的面积还要大。
其实，60年前最早确定发掘的并不是定陵，而是明永乐皇帝的长陵。1955年10月，由吴晗作为发起者，联合了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很快就获得周总理的批准，尽管当时它受到了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不过，由于长陵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夏鼐日记》清晰地记载了这一波折： 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与陈滋德、朱欣陶、赵其昌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园，与吴晗同志商谈明陵发掘事，他们仍主张（除赵君外）继续发掘定陵。
当队长赵其昌站在梯子上从金刚墙上抽开第一块城砖时，只听“扑”的一声闷响，一股黑色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顿时弥漫开来。过了一会儿，雾气由黑变白，气味儿也没那么浓了。
1956年明代定陵发掘工作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曾回忆说：“定陵挖掘工作并没有走弯路，可以说比较顺利。”
为什么说定陵的挖掘是考古史上一大悲剧？
赵其昌也曾无奈感叹：“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不无痛心，更不无遗憾，而遗憾再也无法弥补。”
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丝织品应该是最具价值的。在定陵发掘之前，民间很少见到明代丝织品，存留至今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定陵的整匹丝织品，每卷上都有“腰封”，写着尺寸、时间、产地、质地，极为难得。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考古人员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过了几个月就全变黑、变硬、变脆。再加上当年的文物库房太过简陋，四面漏风，根本谈不上恒温、恒湿、避光，以至于后来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大多数丝织品只能呈现支离破碎的损坏状态。
更大的伤害是，文革期间，以夏鼐为首的考古学家们被迫离开了岗位。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被搁置，大多数的珍贵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于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让农民劈了当家具。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更是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自1956年定陵发掘以来，十三陵一直没有专业的文物储藏库，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在院内的普通平房里经历了近60载寒暑。直到于2015年11月19日，明十三陵“文物大搬家”工作宣布完成，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重回“地下”，搬入政府斥资3000多万元修建的地下文物库。
为什么挖掘帝陵成为 中国考古界的禁区？
195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开发布消息：“明十三陵中定陵已打开……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一经公布，引发了海内外无数艳羡的目光和赞叹之声。
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很多奇珍异宝遭到无法修复的毁坏。郑振铎和夏鼐先生随即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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