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科举，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八股文，僵化，腐朽，好像中国人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是科举带来的。但实际上，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科举制度，必定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现代人最渴望的“公平”，就有很好的体现。
其实，科举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削弱世家大族，从老百姓中选拔人才，所以各朝各代还专门出台了一些规定，比如你当了考官，那你所有的亲戚就都不能再参加考试了，还比如如果你已经做了官，那你就算水平再高，也不能再当状元。
在清朝，有个人叫王杰，官居东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还是皇帝家的上书房总师傅，主持过多次会试、殿试，门生故吏遍天下。按理说，谁要是有这么牛的老爸，前途肯定不用愁了。然而，王杰的儿子却愁得要命。
王杰共有四个儿子，个个都才华横溢，而且还都很有骨气，不想靠着老爸的关系进官场，而是想通过科举，凭自己的实力考个正规公务员。然而，对这么有出息的孩子，王杰竟然不让他们考，至于原因，自然是为了避嫌。
有一个儿子很不服气，心想，在京城里考你怕人说闲话，那我回老家考总行了吧？于是偷偷收拾行李，回了陕西老家，准备参加陕西省的乡试。
结果还没等进场呢，王杰就派人来了，生拉硬拽把他抓了回来。儿子气不过，说：“我在老家考，关你什么事啊？”王杰吐出来一句：“陕西乡试的主考官也是我的门生。”
就这样，王杰家的四个孩子终其一生也没参加过科举考试。
在明朝，同样也出现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相比王杰跟他的孩子，这个故事更让人震撼，父子俩甚至反目成仇。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沈一贯，官至内阁首辅，同样位极人臣。
有一天，他的大儿子沈泰鸿从浙江老家来到京城，说要准备参加会试。
沈一贯心想，我是内阁首辅，一举一动全天下人都看着呢，要是我儿子考砸了还好说，可一旦考好了，肯定会有人出来说闲话。说我一个人的闲话倒无所谓，关键是大家对整个科举考试的公正性都会有看法了，偏偏这个儿子学问又非常高，公认的状元热门人选，万一真的考上了状元……
沈一贯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就对儿子使了个“奸计”。
这天，沈一贯把儿子叫来，说：“你老爸我是首辅，按规定可以给你荫补个官职，我看你当个中书舍人挺合适，这样可以以北京籍去参加考试，比浙江籍更有优势。”
沈泰鸿一听，老爸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主动关心起我来了，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也没想太多就答应了。
结果过了几天，任命书下来了，却发现不是中书舍人，而是尚玺丞。沈泰鸿一下子傻眼了，因为按照规定，尚玺丞这样的职位是不能再参加科举的。沈泰鸿赶紧去找老爸，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从状元大热门一下子成了连考试资格都没有，可想而知沈泰鸿得有多郁闷，一气之下就回了老家，从此跟老爸断交，“视其父若深仇”。
摊上这样的老爸，你说是福还是祸？
现在的高考为人诟病的另一个原因，是城乡不公，正如有人说的：乡下的孩子每天吃着最没营养的饭，享受着最低等级的教育，却要考比城里孩子更多的分数，才能上一样的大学。关于这个问题，专家们已经总结出了很多种理由，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免得恶心大家。
在科举史上，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被很多考官们践行着，即两名考生水平难分高下时，以寒门学子为先。
这个惯例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
在明朝，就出现过这样一个很典型的故事。那是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浙江省的乡试，考完后，主考官杨继宗发现了两份卷子，水平都非常高，而且各有千秋，难分伯仲，杨继宗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竟然跑回家把朝服换上了，对着这两份卷子拜了两拜，说：“你们二人都有状元之才，我在为朝廷得到两位英才而下拜。”
那么，到底该定谁为解元呢？杨继宗也犯了难，这两份卷子确实太优秀了，谁排第二都可惜，杨继宗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就马上拆开封（卷子上的考生资料都是密封的），一看，一个叫王华，书香门第，另一个叫李旻，寒门学子。这下就好办了，杨继宗毫不犹豫地把出身寒门的李旻排在了第一，高中解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考生确实非常优秀，第二年的殿试中，王华力挫天下群雄，高中状元。而李旻因为家里有事，没去成，下一科再去考，也拿了个状元。同一科乡试出了两位状元，在整个科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再值得一提的是，王华有个儿子比他更牛，提起他的名字，已经不能用“伟大”来形容了，而是直接进入了“圣贤”的境界，不光在明朝，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大牛人之一。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这几个故事看起来有点不通情理，并不“公平”，但是却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尊崇。所谓“公平”，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的，当你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资源，占据了比别人更有利的位置，怎么可能再来谈“公平”？这时候，“让”，就成了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
这几个故事，在整个科举史上或许并不是主流，但只要有它们的存在，就不能说科举一无是处。制度只是保证了相对的公平，只有高风亮节，才能保证更高层次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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