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还记得那个河南农民给他打电话时小心翼翼的语气，可他再也接不到了。
5月的一天，赋闲在家的梁金生收到一位故人去世的消息，那是一位河南周口商水县固墙乡的农民，何刚。梁金生跟何刚打了一辈子交道，却只见过三面。
1985年冬天，时任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的梁金生，第一次见到了从河南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的何刚。当时的何刚，还是位22岁的小伙子，带着在自家院里挖到的几件文物，通过同乡找到了故宫来，想把文物上交给博物院。
故宫很快派人接收了文物，19件元代的银器，极其珍贵。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得知文物的重要性以后，又赶回家把盛银器的大缸也搬了过来。
作为农民，将从自家挖到的文物交给国家博物馆，何刚是头一个，梁金生格外感动。大家商量之后，决定以捐赠的名义，把何刚的名字写上为故宫文物捐赠者设立的“景仁榜”，还拿出8000块钱作为感谢金交给了何刚。
85年的8000块钱是笔巨款了，然而这笔钱也并没有为何刚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改变。这也是梁金生跟何刚打32年交道的原因。文物上交后，何刚开始辗转不同的城市打工，可是命运却越发考验他。梁金生在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两次接到何刚的求助，一次是其妻子患上尿毒症，一次是老父亲的腿部手术急需用钱。走投无路的何刚虽然不好意思三番两次找故宫，但每次都得到故宫的5万元慷慨救助。
直到2017年夏天，何刚在工地上发生事故，意外离世。故宫为了纪念这位深明大义的农民，专门为他举办了追思会。这是故宫第一次为捐赠者办追思会，放眼全国，也是第一次，由一间博物馆，为自己的捐赠者办追思会。
何刚有义，故宫也有情。比起法律冷冰冰的一句捡到文物要上交，故宫的做法显然更令人暖心，也更有“人情味”。
在故宫的“景仁榜”上，还有一个特殊的捐赠者。不是一般的文物学家，也不是常规的学者、商人，但他又同时兼具这样的身份。
时间倒回到1906年，这一年，溥仪刚出生，清王朝摇摇欲坠，北京城里一排动荡。城里隆福寺的一间家具店来了一个年轻人，个子不高，圆头大耳，看起来憨厚老实。他来家具店应聘学徒，想跟着老师傅学点手艺，期望着将来能开一间自己的家具店。
他叫孙瀛洲，17年后，凭着自己勤恳工作积攒的资金，开了一间古玩店“敦华斋”。隆福寺是有名的古玩交易市场，常看常辨，加上跟着古董商、收藏家、文物鉴定者们长期打交道，逐渐练就了孙瀛洲的火眼金睛，成为北京城内小有名气的古董商，特别是对瓷器有着相当专业的研究。
经过民国的改朝换代，战争颠沛流离，解放后，年近60，身体状况逐渐衰弱的孙瀛洲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自己的毕生积蓄。一番打听考量后，孙瀛洲找到了故宫博物院。1956年，孙瀛洲正式向故宫捐出了自己毕生珍藏的近3000件文物，光是清点运送，就花费了一个多月。
考虑到孙瀛洲专业能力强，鉴定经验丰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忠超先生还特意询问他是否愿意来故宫，参与文物的整理修复工作。没想到孙瀛洲一口答应下来，跟文物古董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孙瀛洲也很高兴，人到晚年，还能继续自己的热爱。
（孙瀛洲和故宫的同事）
进入故宫的孙瀛洲，竭力施展自己的才能，测评故宫已有陶瓷藏品，抢救新的文物珍品，还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比如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
孙瀛洲人生的最后10年奉献给了故宫，大概也是最快乐的10年。这种与捐赠者之间的特殊联系，恐怕除了“人情味”情怀浓厚的故宫，很难再找到别的例子。
2003年是孙瀛洲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孙先生在文物收藏、鉴定和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故宫博物院隆重推出《孙瀛洲先生捐献陶瓷展》纪念特展。
而事实上，故宫的“人情味”一直延续。
原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已经在故宫工作37年了，退休后又被返聘，卸任处长工作至今，还继续着文物管理工作。梁金生的这种故宫情节，又是源于他的家庭。
梁家5代人都曾在故宫供职。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润，曾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梁世恩也继承了其父亲的职业。然而1924年，溥仪被逼出宫，紫禁城被收归民国政府所有。为了不让文物建筑遭到损毁，政府任用了包括梁世恩在内的一批专业人员，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紫禁城内物件进行系统点查和修复。
从梁金生的爷爷辈开始，梁家开始走上保护故宫文物的命运。抗日战争以前，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押送文物南迁，随后又前往台湾，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土。其父亲梁匡忠更是从17岁就进入故宫一直工作到70岁退休又返聘，跟故宫风雨同在60余年。直到现在，已经在故宫工作近40年的梁金生，也已经70岁了。
（梁金生和其父亲梁匡忠）
这种家族几代人因为故宫的传承，也不失为一种“人情味”。
2016年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迅速在网络引起热搜，纪录片里把在故宫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大师们的日常拍得细腻、温软富有人情味。这与从前关于古代宫殿、博物馆的纪录片截然不同。没有了站在上帝视角拍摄的华丽雄伟建筑，也不再单纯叙述遥远震撼的历史。
故宫里的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族，而是十年如一日耐心修复文物的普通人，他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你的老师，你曾经在逛故宫时擦肩而过的路人。这种着眼拉近文物与观众距离的“工作内容曝光”，也是一种“人情味”，而且是故宫专有的，充满反差感的“人情味”。
更不必说现在故宫的各种文创周边，把名画名作制作为应用程序，各种贴纸、手办、表情包、鬼畜视频。以前严肃高冷的故宫，似乎越来越接地气，也越来越有“人情味”。
作为一个国营性质机构，故宫的“人情味”延续几十年，又贴合社会发展不断有所改变，这其实是一种好的方向。
如果说，未来逛博物馆成为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名人故地也不再动辄沉闷的爱国主义教育，对观众和景点本身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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