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对时尚杂志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月，“金九银十”的说法由来已久，九月刊封面的人选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杂志的格调。《时尚先生Esquire》的九月刊请来了蔡康永、吴秀波、姚晨、吴亦凡、曾国祥、周冬雨、冯绍峰、韩庚，向他们请教“既繁华又浮躁的时代下，你们今天过得还好吗？你们怎样看待昨天和明天？”答案是，他们过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浪漫。
《时尚先生Esquire》九月刊封面
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矛盾的点。蔡康永读了很多书却不愿意被贴上文化人的标签，吴秀波觉得自己特世俗、不像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吴亦凡超高人气背后有着自己的孤独和遗憾......
他们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要忍受常人的挑战和误解；他们有着自己的奋斗足迹，所以少不了会和凡人的人生路线保持距离；他们有自己的情趣和意境，因此难以加入到乌合之众的狂欢之中，自然难免孤独。但他们，从来没有背离过自己的初心。
为了这份情怀，他们宁愿保持孤独，保持与社会的距离；而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那种特立独行的距离，就是一种仪式。仪式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有了这种仪式感，生活就更浪漫了。当你的心还在眷恋美好，文化就只是那种和你的心相得益彰的形式。无论是一阙古词，一幅国画，一部电影，一首嘻哈。
蔡康永可能是华人娱乐圈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人。因为他写过书，因为他的儒雅，很多人形容他是文化人，但他自己却是断然否定这个标签。
在他眼中，自己爱看书并不奇怪，而是别人不爱看书这件事更奇怪。他更愿意把自己形容为文化的媒人，或者中介者。他把辩论比喻为一套兵法，你要去的地方比较重要，而不是这套兵法很重要。
他反对过分的投入，也反对大家看电视。悖论的一点是，他是电视人；更悖论的一点是，他之所以反对大家看电视，其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对于快餐式文化的灌输，有人喊出了“文化复兴”，这在蔡康永眼里是本末倒置的。所谓的“ 复兴”，并不能有目的性，也不是一个可以计划、生产的过程。
你可能觉得蔡康永有些悲观主义，但这就是真实的他的一面，他只是更清醒。他说，自己就是渴求那一点点的清醒，希望他不要全部掉进某个地方去。
“我是一个特世俗的人”，这是吴秀波说的话。
他说，他所谓的世俗，就是活得要有生趣。所谓生趣，就是你该提笼架鸟就提笼架鸟，吃饭走路睡觉，平常心；没那么多给自己找的事，率性一点、本真一些，不要装。
他说，自己是一个说话不利落的人，不擅于口沫横飞高谈阔论，那些角色的形象，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他。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特别真实流露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比一般虚伪的状态更具吸引力，这就是所谓的气场或者气质。”
“戏剧，无非这么几个主题：第一生存，第二男女，第三成败，第四子嗣，第五是归，归去的归，所有戏剧大凡讲的都是如此。靠创作能吸引别人注意，给别人带来快乐，能够以此用自己的态度和别人的情感进行交流，这个就是创作的本意。”
他把创作比喻为走夜路，你终归得叫喊一声，听听边上有没有人，好知道你在这条路上是否孤单。“有人曾经说，艺术是一种病理。”
姚晨，内地实力女演员，中国第一个粉丝数超过千万的“微博女王”，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亲善大使；与此同时，她还是“小土豆”和“小茉莉”的妈妈。
姚晨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对外界压力的感知，迫使她不断向前走，去寻找让自己更完善的方式：责任。
朋友们说，姚晨是一个有着“侠客心肠”的人，她也一直行走在自己的慈善之路上。
哲学家陈嘉映说，现代生活的突出特点就是质疑。明星似乎很容易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姚晨说，面对争议自己已经很淡然了：人的精力有限，要把精力集中到觉得必须去、值得去面对的事情上面。
作为演员，姚晨需要去了解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同领域和职业的人——也许有一天，她要演绎这些人的故事。
姚晨已不再迷惑。这些年她去过许多地方，有最繁华的城市，也有最穷苦的乡村。她说，每个人都是一束光，聚拢起来，就可以点亮很多希望。
熟悉吴亦凡的人会知道：当影棚响起一阵节奏飞快的嘻哈音乐时，就代表他进入了工作状态。
通常来说，名气越大压力也就越大，明星本人也会更加谨慎，然而只要你和吴亦凡聊起音乐，你就会捕捉到他不一样的状态：双眼一亮，非常认真地跟你聊起来。
“我一直很爱嘻哈音乐，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精神：自我，以及真实。这也是我的生活态度和理念，自由度非常重要。
他说，中国是不缺乏嘻哈精神的，只是人们对嘻哈也缺乏系统性的了解。“现在中国的嘻哈音乐少，是因为制作人少，我希望我能带个头，把嘻哈音乐制作出来。”
由于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吴亦凡吸收新事物的能力，或许要比别人更强一些；也由于18岁起便独自闯荡，他也不讳言，自己的青春留有一些遗憾。
他说，自己的路还很长，他也不认为自己现在就不青春了。之前的遗憾，它会有新的东西填进去，让这部分变得更有意义。
曾国祥以前不喜欢曾志伟的电影。那时他还小，和一般的男孩子一样，沉迷于成龙那样一身功夫的英雄。十五六岁时，他开始看王家卫的电影，“原来电影是可以这样拍的。”
曾国祥大学毕业，曾志伟介绍他进入了导演陈可辛的制作公司。翻译文件、PS剧照、送片子去戏院，杂活累活都被曾国祥揽了去，开戏时就从最底层的场记做起，慢慢升到第二副导演。
在来内地发展之前，电影对于曾国祥来说，往往始于直觉，因为大环境的限制寥寥。来到内地以后，整个格局大了很多，他开始学着从社会议题或是某种价值观出发。
对“看不过眼的”现实问题发声的欲望或许是新一代香港电影人最大的特点，而他最向往的，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老一辈电影人身上的“灵活性”。
“香港人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总能找到一条路，做出自己想做的作品。”
周冬雨有一个唱佛机，很便宜，她每天晚上打开，365天循环播放。虽然并不是佛教徒，但是每天听着唱佛机睡觉，会让她感到平静。
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周冬雨拿到影后，“特别紧张，但强装出不紧张的外表，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淡定、很见过世面的样子。”
她明白自己是个挺矛盾的人，害怕受关注，却又偏偏想尝试那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以及那些反差很大的角色。“因为跟自己不一样，你也想发挥一下，自己也想牛一下。想给自己壮壮胆。”
“演员是很没有安全感、很被动的一个职业，被人挑来挑去的。所以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我没有什么大的目标，就是做一个让大家喜欢、认可的演员，再多了我也决定不了。”
“我特别想当放电影的那个人。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去一些贫困的地区，大家可以搬着板凳，几排几排坐着看，我觉得心里的那种满足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在冯绍峰看来，时代不同了，生活方式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但人们不应该忘记传承，不要因为高科技而失去生活中原有的浪漫、期待，失去那些更珍贵的东西。
作为演员，冯绍峰和古代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在他看来，演员本就应该是一个杂家，应该尽可能学到、接触到更多的东西，掌握的技能越多越好。
冯绍峰喜欢摩托车。在他看来，摩托车不仅代表着科技的最新成就，体现着人类对速度无止境的追求，同样也承载人的情怀。
即使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那份浪漫的心境也依然可以从匆忙和焦虑中帮助你淡然脱身。虽然时代变革，人的心却从未有过改变，是为人性。
“喝茶，写信，这些都是一种仪式，骑车，穿戴，也是一种仪式。仪式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有了这种仪式感，生活就更浪漫了。”
韩庚说，“本来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节奏就是很快的，很难去沉淀下来，尝试着去把一件事做得比较精致，或者说让自己真正满意的程度，你还是得被逼着与时俱进。”
“每一年我们所谓的时尚，不管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网络语言也好，它不断地在进化。小鲜肉也是如此，它就是文化潮流的一环，我们就处在这个娱乐爆发的年代，更多娱乐性的东西会不断出现。”
“这个时代大家的素质，包括你对文化的理解，有些人会主观地去排斥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但你还是要提高，让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这样你才能刺激到创作者，去制作出更多更好的东西。”
“电影是艺术，艺术是需要被尊重的。前几年资本进入得比较疯狂，有些电影的票房真的是意想不到的高，现在慢慢在恢复正常的状态。好好制作一个真正的作品，这就是尊重电影的一个方式。”
“我更喜欢一种慢悠悠的快乐。在你忙碌的时候，速度很快，你想不到一些深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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