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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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是当代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比如某型汽车、某款手机，在市场销售后，忽然发现质量问题，就要启动召回机制，将存在问题的商品，从用户手里召回来。这是一种主动的纠错。
那么，政治生活中也能够实行召回制吗？
在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汉东改革猛将、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在省委沙书记的支持下，在省会京州试行了官员召回制度。
京州市的做法是，将懒政、不作为的官员从岗位上召回来，送“懒政干部学习班”（李达康直接称它为“回炉班”）集中学习党章。学习期满，降级使用。
李达康当面将这些“懒政官员”称为党员领导干部中的“残次品”——这口气可够重的！
喜欢看星星的孙连成区长这下撞枪口上了，直接被送进学习班。不料这位蔫巴巴的官员竟然在学习班上找回了“尊严”，给市委书记李达康拍了下桌子，大声喊道：“李-达-康！”而不是平常恭谨谄笑的“达康书记”，且不待书记答话，拂袖而去。下级拍上级桌子，给上级甩脸子，直呼其名，甚至骂他几句，这是多少下级的至高愿望啊——那一刻，孙区长倒也爽快！
说实话，官员召回制度我是第一回听说，但看了达康书记亲自主持开班仪式并“现场办公”后，直觉告诉我，这法子不可行，大概只能存在于戏剧中，应出自编剧的“创造”。
我打算写篇文章分析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官员召回制度并不可行。动笔之先，忽然想到，艺术来源于生活，说不定生活中真有“原型”也说不定？于是漫敲键盘，度娘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事儿竟然还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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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召回制度”，源于经济较为落后、政治环境较为封闭保守的贵州西南某州。
现实的干部召回制度，比电视剧里“回炉班”的设定要复杂得多——
首先，召回对象包括“在其位不谋其政”“慵懒散漫混日子”等30种基本召回情形，明确要求对不想干、不会干、完不成年度目标任务、闹不团结、违规违纪等“五类干部”进行召回。
其次，召回步骤：下发预警通知、提出初步名单、会议集体研究、开展交心谈心、公示召回对象。
第三，召回后的去向，与干部的“四子”挂钩：一是“腾位子”：经集中教育和跟踪考察后仍不胜任原单位工作的，将被转岗、免职、降职、辞退，甚至是解聘；二是“丢面子”：各渠道公开曝光；三是”丢票子”：扣发奖励性绩效、工作性津贴、承担集中教育培训费等；四是通过约谈提醒、跟踪考察、思想教育等方式，让召回干部“洗脑子”。
“干部召回制度”于2014年9月在该州下属的兴仁县率先实施，它的“发明人”，是时任黔西南州副州长兼兴仁县委书记的郭玉海。据说他是受到汽车召回制度的启发，生出这个灵感的。“干部召回制”在兴仁县这块试验田里仅仅试种了一个月时间，就在黔西南州全面铺开。
（媒体的报道与评论，都是“点赞”）
据报道，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干部召回制度均备受推崇、赞誉，各地纷纷派人来学习取经。同年12月2日的《人民日报》还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报道用典型的“讲故事”的手法，从郭玉海与妻子之间的一次家庭辩论切入。郭妻认为干部召回制度太过严苛，郭玉海说：“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在党员干部中形成震慑，不作为就要被召回，对谁都一样。”
可是言犹在耳，2015年的8月21日，干部召回制度的“鼻祖”郭玉海，被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宣布涉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就不是召回、回炉的问题，而是直接“开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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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局”，不能说是当事人作茧自缚，它却间接地对“干部召回制度”的实际效果提出了质疑。
据称，干部召回制度的初衷，是鉴于“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惰政、躲政、懒政行为，决定向这些不良习气进行整顿问责，将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召回管理”。
这些年，我们看惯了诸如“末位淘汰”的风雨，听腻了“今日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的雷人口号，至今也没人宣布，以上措施是给力呢还是无力，是有效果呢还是无效果。而事实是，“惰政、躲政、懒政”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如今又向“干部召回制度”乞灵呢？
（通过查询可知，干部召回制度主要在云贵鄂等省的个别县域试点和推行）
我写这篇文章，用意在于预防性地提个醒，不要受了达康书记的指引，又在全国刮起一阵“干部召回”之风。
官员应该有所作为，民众也希望官员积极作为，但有时候，“折腾”与“作为”，还真是一对孪生兄弟，稍不注意，就容易搞错。
干部召回制度，“震慑”作用无疑一定会有，但这剂猛药果能克服干部队伍中的懒政和不作为？
怕也很难！
首先，无论“懒政”也好，“不作为”也好，只是一个主观判断，而不是硬性尺度，软的、弹性的东西，如何来衡量、评价和制裁干部？达康书记不是经常猴急地问别人：“你到底想不想干？能不能干？”你看，达康书记都要问人，而且问的还是当事人。干部就是“不想干、不会干”，他自己难道会承认？
从实践来看，纵然有一两条较为客观的标准，如“完不成年度目标任务”，“闹不团结”，也不见得就是懒政带来的，板子不能胡乱打。
电视剧通过矛盾冲突和剧情设置，将孙连成区长因为升不上去而懒政，以及种种推诿和不作为，集中曝光在观众眼前，将他召回，观众确实感觉大快人心。可是普通群众哪里晓得堂堂区长作为不作为呢？说到底还得靠组织考察，靠“上头”的观感——就像孙连成区长最终进了回炉班，说到底还不是他倒霉，被达康书记揪住了？
我看到剧中的“懒政干部学习班”济济一堂，而且是老小咸宜，男女搭配，不禁在想，他们都是些什么级别的干部？是如何被确定为“残次品”的？一个副厅级的省会城市区长，有没有可能被召回？现实中，召回的大棍，有没有可能避开各级领导，最终落在最基层的普通干部身上？不合格的商品，可以更换零件后重新使用，或直接销毁，“懒政”的干部是人，他们被召回后，难道真能入炉重铸一个新人？被召回意味着仕途的重大挫折，甚至是中断，将来换一个岗位，会不会因为心灰意懒，而越发懒政了？……这一系列、一连串冒出的问题，让我觉得干部召回制度不可推广，否则又将是一次大折腾。
（孙区长问达康书记：“你让我们怎么作为？”达康书记并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干部召回制度，只是回避体制的根本之弊——比如严格的科层等级、清而复滥的冗官冗员与冗职，以及行政环节过于繁琐、制度设计不科学等等——的前提下，对干部不作为、缺乏积极作为的治标之举；它是以行政指标为导向，由强势领导用专制的权力推行的一种粗暴而简单的解决方案。
据说干部召回制度的“鼻祖”郭玉海，在做副县长分管计划生育工作时，曾经被计生管理对象刺伤过。可见这位干部，是很有“作为”的，并且敢于“作为”。他可能很像把孙区长果断召回的达康书记，是一个作风强悍、强势的领导。
也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依靠手中的权力，强力推行让干部腾位子、丢面子、丢票子，令其强烈“震撼”的召回制度。
这个制度正暴露了目前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把手权力过大，权力缺乏监督；而且在上的权力，还任性地试图通过挥舞权杖来解决一切陋习。说到底，干部召回的本质，还是“上临于下”的管理，而不是在干部考察的配重上，丰富内涵和形式，增加“从下到上”的比重，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以及舆论的监督作用。到底，干部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呀！
还是汉东省纪委田书记能够洞穿问题的实质，他在和沙书记谈论京州试行干部召回制度时，如是说道——
只有在不同层级上解决了权力的集中和封闭性，彻底转变干部队伍中一切“唯上”的风气，干部做的好不好，主要由群众说了算，舆论能够更好地发挥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作用，才能真正解决干部如何“作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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