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马晋一
【一】
宋江这个人，上梁山其实是非自愿的。
但在阴差阳错地经历了怒杀阎婆惜、浔阳楼题反诗等一系列事件后，他已经不得不上梁山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逼上梁山。至少，是其中一个典型样本。
但细细想来，宋江上山的脚步，却是自己一步步“作”出来的。
宋江这人，好江湖习气。喜欢和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称兄道弟，也无偿提供经济援助。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宋江经营名声的套路。
但一个公职人员（宋江为郓城押司），和社会杀人越货的闲杂人等走得太近，难免容易出问题。这就是自身不干净。这是一种“作”。
果然，在梁山带头大哥抛出橄榄枝时，宋江的麻烦来了。杀人、跑路、聚众闹事、组织非法武装。但还不是无路可退，至少，在自首坦白从宽之后，流放至江州，尚可自由地出入当地高级“会所”浔阳楼。当然，这全得拜他旧日苦心经营的名声。
可宋江又开始“作”了。
借着酒兴，在楼上题了一首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谁？晚唐造反头子啊。宋江敢笑黄巢不爷们，这是几个意思。
不仅如此，宋江写罢诗,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郓城宋江作”。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下，就离砍头不远了。
【二】
宋江把自己逼的无路可退。
但他的情感深处，一直不太愿意同梁山草寇有太亲密的纠葛。尽管当着面，他总是笑盈盈地喊他们兄弟，而他们一直也把他当兄弟。
但此前梁山组织三番五次邀他入伙，他都是本能地犹豫了。
其实，这有点像“叶公好龙”。
如典故述，“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叶公好龙，可以认为是一种附庸风雅。而宋江好江湖朋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寻求自我社会存在感的方式。囿于北宋末年糟糕的政治气候，草根阶层通过常规手段跻身权力集团的空间是极其狭小的。在这样大环境下，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宋江，成不了官，只成了吏。
正如原著二十二回所言，“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
可见吏的身份卑微。
当然，这也是宋江结交好汉或草寇的原动机，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
但仅限于做朋友。真在成为他们一党，宋江却是坚决地不愿意。诚如叶公所反应的那般，“弃而还走，失其魂魄”。而宋江的手段，却是哭，或把剑抹在项上，再逼我，就哭着死给你们看。当然，这是作秀，也是表明态度。
大抵此类。
【三】
宋江潜意识里排斥落草为寇，究其情感的原点，原著三十六回，宋老爹有一言却点明，“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
可见，落草是一件不忠不孝的事。
在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在当时社会已经有广泛的影响力，并作为科举的唯一理论依据。而忠孝两全，是这个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忠，即是忠君。孝，即是孝道。
梁山明显是站在皇权的对立面，你去投靠它，自然就是不忠。落草为寇，宋老爹在家乡难免为人指指点点，被骂数典忘祖，甚至或受牵累，为官府通缉。这就是不孝。
不忠不孝，枉为人子！
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得宋江后来即便上山，一心也不忘回归体制。
时刻准备着！
【四】
但这样一个不愿沦为草寇的人，最后竟然成了带头大哥。
这是阴差阳错？还是顺其自然？
其实都不是！
应该说，在江州法场上，刽子手举起钢刀的那一刻。宋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和既有体制已经不可挽回地决裂了。但也并非不可挽回。这条偌大的裂缝，或可以用一种非常规方式粘合起来。这条路，宋江后来用实际行动验证了，即是招安。
因此，当被一群劫法场的“兄弟”们架着奔上梁山之时，宋江的脑袋在飞速地运转着。眼前浮现出了千万种可能的套路，宋江即将要做的，就是把手中烂到不能再烂的牌打好。但此后他要直接面对的，却是当初一心招揽他上山的帮主晁盖了。这位快意江湖的帮主，可不想看那个风流皇帝的眼色。他要恣意地做个无拘无束的土皇帝。
这时候，宋江该如何是好？
也许，只能干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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