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胡丹
明朝的精锐武备——京师三大营，在1449年的“土木之役”中损失殆尽，京城防守十分空虚。此时北京内外，人心惶惶，生怕京城守不住。有个叫徐珵（音程）的翰林官员，是个兼职的算命先生，喜欢谈兵，擅长星卜。国难当头，他掐指一算，发觉不好，再半夜登上屋顶仰观天象，益发觉得时运不济，认定北京无法防守！
这世上，有两种算命先生，一种是学了点皮毛，专门唬人骗钱（街头卖艺级）；一种术学高深，手段高明，连自己都深信不疑（周旋于公卿名流间的“大师”，古今一例）。徐珵属后者。他这么一算一看，心里便发毛，大起恐慌，赶紧将家属秘密送到南方避难。说句题外的话，徐珵是南直隶苏州人，他有一个外孙，姓祝名允明号枝山……
好，还说回徐珵。他偷偷把家属送走了，可他本人是朝廷命官，走不了。大概他是真急了，所以当朝廷向廷臣咨问防守之计时，竟公然鼓噪迁都，大言道：
“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他竟然胡说明朝大势（天命）已去，唯有逃跑，才是活路！他自己逃跑不说，还要携裹着朝廷一块儿逃。若朝廷真听信了他的邪，一旦开路，那从此就是“南明”了。
徐珵的危言，令舆论大哗。
在大敌当前、局势危如累卵的时刻，徐珵发表这样的言论，可比动摇军心。戏文里不是唱，“动摇军心者斩”吗？徐珵就该斩！
当时就有两个人骂了徐珵，他们是一个太监和一位名臣。
这位名臣，是景泰年间朝廷的中流砥柱于谦（就是写《石灰吟》的那位）。据实录记载，京师戒严后，北京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徐珵公然倡议南迁，礼部尚书胡濙道：“文皇（朱棣）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他说先帝陵寝在此，不可迁。
兵部侍郎于谦的口气严厉得多，他道：“再言南迁者，可斩也！”
“京师乃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他提出，“为今之计，应速召天下勤王兵马死守”。
阁臣陈循附议：“于侍郎言是。”
于是众人皆曰：“是！”
多亏于谦疾言厉色，疾呼“言南迁者斩”，才将迁都的谬论坚决压制下来。不然，用词稍缓，逃跑主义借着“天象”煽风点火，恐慌情绪会像流感一样迅速扩散，那真要大事不好了。
至于那位太监，记载不一，有说是金英，也有说是兴安，两位都是司礼监太监。
据《国朝献征录》所收《金英传》记载，当土木之变后，人心汹汹，徐珵“最有时名”，金英趋往问计，徐珵趁机托出南迁之计——之前他只是偷偷溜，在私室与人密议，这回当作政见公开提出来。
金英可能是奉景帝之命，私下了解各方舆情，他还去拜访了成山侯王通。这位王侯爷也不是什么名将，宣德年间弃交阯时，他是总兵大将，后来成为替罪羊，坐了十几年的牢，正统四年获释后，一直在家闲住。这回国家又逢大难，金太监登门问计，可惜王侯爷的本领不见长，说来说去只有一计，那就是把京城的壕沟挖得深深的。
金英连问两位当世“名臣”，才兼文武，却都是这般“高见”，不由得大为鄙视，他慨然对众人道：“此时当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师于四方，足以捍虏。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必诛之无赦！”金英以“上意”为言，不知名地骂了徐珵，众心乃定。
世人多知于谦说“再言南迁者可斩”，而不知金太监说“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必诛之无赦”，其实金英这句话更重要，是真正的一锤定音。因为于谦只是兵部侍郎，还没得到景泰帝的宠信，而金英是皇帝身边近臣，又是代表皇上采择舆情，轻重自不一样。当时郕王刚刚被推上宝座，毫无政治经验，而这宝座又摇摇晃晃不稳当，他除了几个王府旧臣，更无大臣可以依靠，这时要他拿那么大的主意，委实作难。金英采回来的意见就非常关键了，将直接影响景帝的决策。也可以这么说，金英当众表态，吐露的是圣意，而于谦只是发表个人意见。
可见金英在那个飘摇动荡的时刻，为国家的稳定，还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都说字如其人，可徐有贞心术这么坏，为何字写的这么好？）
也有一种记载，说斥责徐珵的，是司礼太监兴安。
据《明英宗实录》，土木之变后，正是用人之时，有人向朝廷推荐徐珵，说此人有大才，景帝便将其召入问计。徐珵一边哭一边拿星象、历数说话，称天命已去，无能为矣，请皇上急幸南京。尚书胡濙、阁臣陈循等力称不可，太监兴安厉声叱道：“祖宗陵寝宗庙在此，将谁与守？”徐珵乃大惭而出。不久传诏：凡妄议南迁者，必处以死！
兴安厉声否决了迁都之议，他觉得持迁都观点的人肯定不少，建议景帝下诏加以禁止，并向天下宣示朝廷坚守的决心。诏书还禁止京官送家属离开北京——可见偷逃者绝不止徐珵一人。
实录是明朝官修的国史，上述记载可信。其实，到底是谁严叱了徐珵，不必细究，只要是坚决反对逃跑，并且勇于明示坚守的态度，就等于“叱之”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英、兴安和于谦都叱责了徐珵。
当时还有一位大太监，也为朝廷定策出了力。
郕王朱祁钰初即位时，英宗之母孙太后对朝政也有一定发言权。当阁部齐心，表达了死守的态度后，禁中尚怀疑惧，孙太后便咨问司礼太监李永昌的意见。永昌道：“陵庙宫阙在此，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此，一旦朝廷播迁，大事去矣。南宋不正是前车之鉴吗？”他用靖康之耻切谏，孙太后听了，始断绝了南迁的念头。
这样，由于外廷群臣和内廷大佬皆力主坚守，太后和景帝的意志也趋坚定——“由是中外始有固志”。
在兴安的大力举荐下，于谦得到重用，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在他的主持下，选将练兵，婴城固守，瓦剌大军终不得逞，很快悻悻退去。而那位“徐大师”，因为荒谬的言论，从此坏了名声。从此以后，他发现，每次有迁官的机会，他总升不了，机遇跟他打起了擦边球。好教人懊恼！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不是吏部不推举他，而是他的名头被景帝记住了，每次见到他的名字都厌恶，将其一笔抹去。看来这辈子甭想升官了！徐珵没办法，只好改名“有贞”，仿佛向天子喊话：“俺是贞洁的！”
本文摘自胡丹：《大明那些九千岁》第2部《大太监斗法》，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