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投降。
对于中国人，这一刻无疑是最值得骄傲的，无数群众都加入到了狂欢的行列，甚至很多商店都打起了免费的旗号，用“普天同庆”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那么，在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毛主席、蒋介石等大人物都在干什么呢？
据毛主席的警卫员齐吉树回忆，8月15日清晨，他兴奋地把日本投降的电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过去，仔细看了三遍，自言自语地说：“日本终于投降了，好啊，抗战八年总算胜利了。”
停了一会儿，毛主席又去书桌前，拿起笔写了一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后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
当天，毛主席又起草了一份致华中局的电报，指示：“关于各城市的警察，我方入城前，即以军事机关命令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入城后不可将警察拘捕起来，以免秩序无人维持，更易引起混乱，所有警察局长，在能服从我们军事管制命令的条件下，亦可暂时不加调换。”
同时，在重庆，蒋介石也很早就起来了，特地穿上了一件笔挺的军装。据当时的侍卫回忆，蒋介石在一张桌子前站了很久，表情很严肃，看不出来是兴奋还是激动。早餐时，蒋介石只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筷子，一个人回到了书房。
上午10点，蒋介石通过广播发表了一篇讲话，题目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其中一段话值得我们重新提起——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这段话，表明了中国人“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传统待人之道，不光是国民政府，后来的人民政府也同样秉承了这一原则。蒋介石虽然有很多失策的地方，但在这一点上，他做的没有问题。
后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之前绝大多数讲话都是由第一智囊陈布雷执笔的，但这篇讲话，却是他自己写的，由此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
在东北，却正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决定出兵中国东北。伪满洲国的溥仪等各级官员匆忙南下避乱。8月15日中午，溥仪一行到达吉林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镇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据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回忆，“吉冈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溥仪立即双膝跪下，向东叩首，还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
万般沮丧之下，溥仪于当天宣告“退位”。17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逮捕，押往苏联。
如果说毛主席、蒋介石这些政坛大人物还都保持着克制，那文坛的大人物们就都陷入了疯狂。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傅斯年欣喜若狂，拿起一瓶酒就冲出了家门，跟重庆市民一起游行狂欢。据好友罗家伦回忆：“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
在延安的萧军写道：“这几乎疯狂了所有的人，各处山头点起了野火，下面锣鼓齐鸣，人声呐喊，火炬挥舞，我对此情景犹如梦中，感情却极度平安，只是感到一种沉重和悲酸！”
连一向内敛沉静的陈寅恪，也在第二天兴奋地写下了一首诗——“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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